（长三角议事厅｜创新驱动下的长三角毕业生流动特征与趋势）

 

　　

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要素。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撬动教育科技资源红利，让人才效用在区域整体系统内得到最大发挥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自2003年开始，长三角地区围绕人才开发一体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初步形成了人才合作发展的共识。但目前长三角地区仍存在人才资源两极分化、人才政策协同性差、人才平台缺乏配套服务等问题，还需要深化对于以区域为整体系统的人才流动规律的认识。

　　

具有良好的教育经历、专业技术知识和创造性劳动能力的高校毕业生是重要的区域人才资源，他们的流动行为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空间转移。根据以往研究，毕业生进行就业城市选择适用于人才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分析框架。跨地区的流动被经济学家视为追求经济机会和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强调地区间就业匹配、工资水平、家庭收入、住房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是一种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考量。在地方品质、舒适性、消费城市等概念兴起后，自然条件、居住环境、生活设施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也得到广泛讨论。

　　

进一步，作为创新型城市“3T”要素（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核心的人才既是创新活动的主体，也受到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和创新氛围的吸引，在创新系统的“回波效应”下发生空间集聚。那么创新因素与人才流动有何关系？尤其是对于掌握一定技术，具有强烈求知欲，追求创造性工作的毕业生而言，城市创新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和城际迁移行为？创新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不同城市又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笔者选取了中国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共获取124所长三角高校（图1）的毕业生流动数据，分析展示了长三角毕业生的迁移路径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对人力资本进行空间配置的作用，并对毕业生流入量和粘滞率与城市创新等因素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解析。

　　

　　

图1研究区域高校分布。本文图片作者提供

　　

毕业生流动呈现路径依赖，留长三角就业比例较高

　　

择校阶段，长三角区域内的生源人数占比64.51%，与长三角相邻且生源基数较大的省份（河南、山东）流入量也较大（图2a）。择业阶段，长三角区域内就业人数占比79.72%，显示出毕业生流动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大量毕业生在就学地长期学习生活后，倾向于在就学地周边就业，或流入同等和更高等级地区就业（图2b）。

　　

a.择校阶段

　　

　　

b.择业阶段

　　

　　

图2长三角高校学生跨省流动格局。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就学城市粘滞能力出现分级，上海、苏州最高

　　

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的比例也较高，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高校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的比例分别为67.71%、63.27%、73.59%和54.76%。经计算（图3a），上海在所有的城市中粘滞率最高，达到67.71%，苏州排名第二，粘滞率为53.31%。其余城市中粘滞率较高的有杭州（48.41%）、合肥（43.64%）、宁波（40.35%）。就学地的粘滞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上海和与其紧邻的苏州、嘉兴、南通属于“高-高”区，粘滞率均在30%以上。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和安徽省南部的池州位于长三角的边缘位置，属于“低-低”区，粘滞率均小于15%（图3b）。

　　

a.就学地粘滞率

　　

　　

b.就学地粘滞率LISA聚类图

　　

　　

图3长三角毕业生粘滞率分布格局。

　　

苏浙皖三省毕业生省内流动格局各异

　　

合肥、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上海、杭州、宁波是省内毕业生流入高地，沿海城市相较于内陆城市毕业生流入量也较高（图4a）。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省内层次分化比较明显（图4b）。在江苏，大量毕业生从南京毕业后流向苏州、无锡、常州等苏南城市。南京与苏南几个城市构成了江苏省内的多核的空间形态。在浙江，省会城市杭州与其他城市形成人才的双向流动关系，如杭州与宁波、杭州与金华、杭州与温州对流。在安徽，合肥是省内流入中心，合肥周边城市形成向心辐合的空间形态。

　　

a.省内毕业生流入量

　　

　　

b.城市间毕业生流量

　　

　　

图4长三角毕业生省内流动格局

　　

创新因素驱动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流动

　　

毕业生流动的驱动因子探测显示，毕业生流入量与粘滞率的驱动因子排序较接近，城市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城市宜居性而言，与毕业生择业地选择的关联更大。特别是创新因素，如创新产出、创新投入和创新载体指标，驱动作用整体更为显著。可见在长三角区域，创新对人才的吸引效应凸显。分省驱动因子探测进一步识别出，相比浙江和安徽两省，江苏省的要素层级分异特征更明显，因此省内毕业生流动与城市创新和经济实力分布呈现出更为匹配的结果。

　　

此外，本研究依据统计关联性最优的离散化方案将各城市创新因素划分为5个内部层级区间。研究发现，随着创新因素层级的提升，毕业生平均流入量呈上升趋势（图5）。毕业生流入量的波动趋势显示创新因素达到一定阈值时会对毕业生流入量将产生较强的积极影响，与其他层级拉开差距，表明创新和人才高度集中于少数城市且具有相似的空间偏好。

　　

　　

图5风险探测结果

　　

研究启示

　　

构建区域创新人才共同体并非易事。研究发现，作为人才的第一培养地和输送地，高校在人力资本的跨区域转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长三角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以长三角本区域为主，在省域内、区域内呈现差异化的互动格局，如上海与江苏吸引了大量来自长三角城市的毕业生，而安徽城市在区域内跨省流动中主要扮演人才输出者的角色。在省内，江苏主要指向南京与苏锡常地区，整体向苏南地区集聚，浙江形成了省会杭州与地级市之间双向循环流动的格局，而安徽则主要向合肥向心辐合。

　　

因此，建议从高校这一创新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入手，在人才培养和输送过程中进行政策设计，促进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如进一步扩大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的参与高校范围，整合研究型、应用型高校资源，探索学分互认、交换生计划、暑期班计划等方式，推动高校进行全面合作，在培养过程中就实现区域流动。在人才输送环节，各城市政府应加快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探索落户积分互认制度，弱化户口与公共服务的捆绑，建立公积金、社会保障等一体化服务平台，逐步打破妨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城市创新与毕业生流动的一致性较为强烈，但分省的因子驱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和粘滞能力也会因创新水平层级而异，不能忽视现实条件而盲目进行人才争夺。长三角地区的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规模等级、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创新水平等都不尽相同，应该建立起人才流动的区域整体观，不同类型城市应在构建长三角人才合作网络中发挥其比较优势。在区位条件较好的发达城市进一步提高创新投入力度，最大限度发挥创新因素的阈值效应，激发高校毕业生等区域人才的流动积极性。在容纳能力较弱的地区需要立足于区域分工定位，将高等教育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战略整合，对标恰当的人才群体实现错位竞争。

　　

（本文作者崔璨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于程媛系硕士研究生。文章改写自作者发表于《自然资源学报》（2022）的论文“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驱动因素及其对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基于高校毕业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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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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