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毕业生子女凭什么上不了清北？）

 

　　

　　

最新的数据显示，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的毕业“留京率”，创下了1994年取消“包分配”政策以来的新低。

　　

据统计，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已经从2013年的71.79%跌到16.07%，而清华本科生的留京率从30.7%跌到了18.2%。关于清北本科生为何“逃离北京”，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们今天只谈一个具体问题，清北（乃至全国所有名校）毕业生，为何在北京面临普遍的教育焦虑。

　　

其实，北京的中小学教育，有许多全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怪现象。其中最有趣的现象是，海淀区的幼升小“鸡娃”的程度高居全国之冠，恨不得5岁小孩儿就能达到外地初中生的英语水平（仅举例，其他学科也差不多）。但北京市的中考和高考，又比全国其他所有省市都简单，高考录取率（尤其是985/211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于是我们就看到不同人群之间长期不绝的口水仗。

　　

过去高考“全国一张卷”的时候，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明显低于周边省份。现在，北京考生进某一高校的分数，大体跟其他省份的人差不多（但由于北京的试题明显更简单），因此其他省份的人觉得“北京有特权，北京占了便宜”，而且“北京有特权”还导致北京的户籍门槛高企，并且至今仍不允许无户籍的外地常住居民子弟在京高考。

　　

而北京市民却有另一番抱怨。在分省录取制度之下，北京的985录取率再高，北京985的绝对录取名额仍然只相当于全国985录取总名额的10%甚至5%以下，但由于即使保守估计全国也有20%以上的985毕业生选择在京工作，对985毕业生子女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学校会低于自己的父母，这在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主义、进步主义和快速扩招的名校毕业生看来是难以接受的。这实际上导致北京的升学竞争，尤其是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极其激烈，也让北京家长和小孩儿苦不堪言。

　　

教育问题门槛不高，但人们的讨论往往诉诸情绪化。面对两种矛盾对立的观点，人们往往会认为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进而大量使用效率/公平或者“既得利益/利益受损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强行得出结论。

　　

前段时间，郝景芳的一篇《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晰的探讨。但她的结论我却并不那么认可——“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这是京沪家长痛苦的源头。而她又问道：”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

　　

她的答案也很简单：“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

　　

在她看来，北京的家长还是“认命”吧。但在现实生活中，谁又甘心呢？所以北京城里的家长和学生继续“内卷”，该“鸡娃”的继续“鸡娃”，鸡汤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缓解焦虑。

　　

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当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如果在中国，名校中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名校精英子弟，社会当然要出大问题。但因为你是生在北京的名校精英的子弟，你就必须比外地非名校精英的子女承受实际上更低的名校录取率，这就真的合理吗？

　　

我们应当承认，从总体而言，北京、上海这样地方以“名校二代”为主学生，从整体上是要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精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京沪名校二代的实际录取率反而低于其他地区水平，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要承受一部分效率损失的。当今时代，人才和创新是竞争的关键胜负手，对生源优秀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名额划出“上限”，绝不是最优的选择。

　　

问题出在哪里？说白了，就是出在分省录取制度上。我多次说过，分析中国的城市格局，经济地理，教育体系，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年份，就是1994年，那一年“取消包分配”，这一件事的影响被很多人低估了，甚至很多人忽略了。

　　

比如这句“曾经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就大可质疑。无论是录取人数，还是录取率，985/211/本科乃至全体的分省数字都是极不均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均分配”。现在这帮从外地考进北京上海名校并且留在北京上海的新移民，他们当年考进自己的大学，可比分数都是远远高于他们在京沪本地的同学的。

　　

北京上海历史上的超高录取率，有没有让本地人“占过便宜”？当然有。1994年以前，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所以你无论是不是在北京上学，毕业的时候能不能留京，根本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外地高校毕业的，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比例就更低。所以，当时北京上海居民中，名校生的绝对比例并不高。基本上直至本世纪前十年，在京沪参加高考的考生，父母还是基于土著或者“大学毕业包分配”这两种原因到京沪的，并没有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父母“精英”到哪里去。在那种情况下，京沪相较其他地区极高的录取率，当地考生基本上是赚的。

　　

1994年取消“包分配”之后，名校大学生迅速涌入京沪深穗和强二线城市。大城市聚集精英的比例开始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导致精英子女数量增长远远快于大城市所得到的名校名额指标，事实上至少在2015年前后（1997年出生的孩子这一年高考），京沪表面上的“高录取率”，对“名校精英子女”的价值，已经被“名校精英扎堆”的现象抵消了。

　　

需要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2010年前后，北京和上海都在经历“狂飙突进”，这期间名校毕业生涌入京沪的规模非常大。且不说2010年以后名校精英“进京”“进沪”的趋势是否有所弱化，至少这一波人的子女，参加高考的高峰期会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现在北京教育已经如此“内卷”，到三十年代北京“名校精英子女”实际录取率远低于全国的问题，将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简单以“社会公平”“社会流动”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是，相对自由的人口迁徙和高度计划的分省招生制度之间的矛盾。分省招生制度是一个高度计划的制度，它本身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绑定的，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是它既管大学生“从哪来”，又管大学生“向哪里去”，是“两头计划”。而1994年以后，后端大学生“向哪里去”的计划没有了，前端大学生“从哪里来”却管得死死的，才成为大城市教育“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的解法是，改成“全国统一高考”，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拉平。你不是说北京上海学生的家长牛逼吗，小孩儿相对聪明吗，那一张卷子的结果不是他们就脱颖而出了吗？

　　

显然，现行的高考卷子并不可能实现这个结果。我国现在的高考虽然是个“选拔性考试”，但是它的难度却是相对固定的，它命题的范围只能是教学大纲（实际上也就是“考纲”）。高考不能考“超纲”的东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提“减负”开始，“减负”就等同于“降低难度”，最后的结果是大纲越来越简单，考题越来越简单。但是由于录取率就是这么低，你考题再怎么简单，也是为了把人选出来，最后的结果，从中考到高考，考试对智力和创造力的要求实际上是逐年降低的，但对容错率的要求却越来越苛刻。你的脑子聪明，能做出更难的题，诶，这不重要，根本没那么难的题目。升学竞争的关键变成你到底对题型有没有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本来应该拼脑力，现在变成拼体力。在这种情况下，题海战术必定有效，全国一张卷的结果，必然是全国“衡水化”。

　　

但其实，选拔性考试原本是有另一种路径的。如果取消考纲，允许考试上难度，让选拔性考试的难度远远高于全社会通过“题海战术”能够Cover的范畴，“题海战术”就失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高考试题的难度，尤其是数理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但那时候补习之类的东西基本没有，上难度的结果，就是高考能够把全社会最聪明的脑子选出来。因为你根本没有“题海”可押宝，很多题目的难度，甚至一般水平的老师都做不出来，怎么给你灌输呢？

　　

现在的北京，正好出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倒挂。由于北京高考的总体录取率仍然是高的，但北京高中名校的招生名额控得很死，所以基本上你进了好的高中就等于上了进好大学的保险。中考相对而言难度又不是那么大，初中的时候哪些学校能够更精细地管理更有经验地培训谁在中考胜算就大。最后的结果是，高考的竞争压力不如中考，中考的竞争压力传导到小升初，所有的家长卯足了劲，都是为了进好小学，好初中。

　　

由于幼儿园和小学课程太简单，无论如何都无法设计出具有选拔性功能的考试，于是进好小学和好初中的过程就只能“另辟途径”。没有升学考试不要紧，看看你剑桥英语的证书到几级了，以前“禁奥令”之前直接看你奥数成绩。选拔性考试时点的实际提前，把北京（尤其是海淀）的家长和小孩儿折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全国小学毕业生拉平在一起考语数外，海淀区的小孩儿绝对吊打同年龄其他任何省份任何城市的（包括衡水）。

　　

这样的机制设计导致了什么问题呢？第一，选拔性考试越前置，和学生本身的资质关系越小，和家长的投入乃至能不能买学区房这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越大。搞“禁奥令”之类的，又不得不引入各种“综合素质”的测试，只会对普通家庭的小孩儿更加不利。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内部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第二，选拔性考试前置，大量小孩儿牺牲了许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才成为“牛娃”，在接下来的整个中学教育期间却要面对最终一场难度不大的高考，这其实是对12岁-18岁这个学习黄金期的浪费。

　　

很多人早就提出过，从长期来看要实行“全面自主招生”，乃至于扩大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等等一系列“治本之策”，这都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即使在当下，我们有没有解？

　　

在笔者看来，北京家长和外地家长的抱怨并不只是一个绝对的“零和博弈”，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无解的。我们能不能让效率的归效率，让公平的归公平？

　　

一些城市，一些家长有为孩子提供更精英的教育的条件。他们可以在中小学阶段就参与大学生的实验课题，可以读许多许多的课外书，可以“行万里路”……考试真的完全不能体现这些吗？现在的高中历史的考点才多少，而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核心史实是这些考点的多少倍？如果考试的范围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不是“高中历史考纲”，衡水的考生是肯定没办法和北京上海看过许多课外书的考生相比的。

　　

众所周知，在欧美有“大学先修课”的概念。虽然说外国中学生整体上数理化难度不如我们，但是真的对相关学科有兴趣有天赋的牛娃，高中就开始上大学课程，并不受到高中低难度的影响。而在我国陷入了两个极端，你除非是极个别的能够通过奥赛保送的学生，其他学生只能够走围着考纲题海考山这一条路，每天在有限的知识点里不断重复，也没有机会去探索更多更高难度的知识。

　　

固定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全社会在起跑线上的公平。但更高难度更高区分度甚至不设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选出最聪明且最有潜力的学生。

　　

前些年，香港大学本科在内地招生最火的时候，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大城市学生的优势。因为港大等学校是用英语面试，所以最终在内地录取的学生大都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用英语面试，并且讨论社会议题，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考试“上难度”，这种难度就是题海战术覆盖不了的那种难度，这对精英家庭的子女就会有利很多。

　　

我们能不能在现有高考制度之外，成立一个真正的“高水平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大致是211及以上的学校才能参加）这个联考的难度可以远远高于高考，达到现在的题海式“内卷”所完全不能解决的程度。

　　

联考可以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拉通录取，现行的高考继续保留分省录取制度。所有参加联考的高校，拿出一部分名额（学校越好，比例可以越高，比如C9可以80%的招生通过联考，一般985可能50%靠联考招，一般211通过联考招生的比例控制在15%-25%）在联考里录取，其他名额继续留给分省录取的正常高考考生。对于联考考生而言，全国是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也并不存在在地域上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可以给京沪这些大城市的名校二代考生更多机会，让他们突破原本框得死死的录取名额上限）；而对于高考考生而言，绝大多数高校的绝大多数名额仍然属于他们（包括绝大多数参加联考的学校仍然保留很多名额给他们），而且要实行更严格的均衡录取，即原985/211的高校的全国各省份录取率基本拉平，省与省之间即使题目、生源不具可比性，但在录取率上的巨大差距抹平了。

　　

分省录取的反对者认为，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录取率拉平不公平。分省录取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录取分数线全国拉平，生源质量较差/考试能力差省份的人就考不上好大学了。如果实行这种“联考”+“高考”的制度，正好从两方面都说得通。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已经体现在联考里，生源较好的省份已经通过联考得到了相对更多的名额；而除联考之外的名额按照录取率拉平，保证了生源较差的省份也有人能考上好大学，并且补偿了“单一分数线”带来的受客观条件（如教学质量）等原因带来的地域不公平。纵然不是最优解，也的确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既然分省录取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分省录取就是为了公平，那就让分省录取公平到底。如果教育部出台刚性规定，211以上大学报的分省招生计划必须保证全国各省录取率基本拉平，那么北京市5万考生假如是5000个名校名额，6万考生就是6000个，录取率始终不变，那么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参加高考，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落户，还有什么区别呢？全国各省录取率根据高考参考人数实现全国拉平，会彻底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因为你怎么移，你的名额都出在自己身上。

　　

以前有的城市原住民认为，我一旦开放“异地高考”，会导致原本的名校名额被“稀释”，要是这样搞，自然就不存在了。当然，如果照我这上面这么干，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985/211录取率在分省录取名额部分会骤降，但是由于联考招生没有了分省名额限制，这些城市通过联考获得的新增名校生名额，大概率可以完全抵消录取率下降带来的名校生名额减少。由于联考招生越多的学校，是越好的学校，所以在这些城市整体上名校的学生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体上就读的学校还变好了，联考的高难度还同时带动了整个中学阶段精英教育质量的大跃升，岂不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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