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签订50年后，赴美留学这事不一样了）

　　50年前的这一天——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发表的场景，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去过那儿多次，就是为了记住这一美妙的重要时刻，这一打开中美关系的重要时刻。”在2月24日由上海纽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知识搭起的桥梁：50年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回顾”线上活动中，李肇星分享了自己见证历史性时刻的感受，也谈到了中美教育交流对他个人的影响。

　　《上海公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中美两国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打破了中美两国在冷战时期长达20多年的隔绝状态，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正是这份公报，改写了成千上万个人的命运，也在过去50年的沉淀中，见证着中美教育交流和赴美留学发生的种种变迁。

　　2月2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的主流应当是合作，以竞争来定义是以偏概全。即使是竞争，也要有边界，基于公平公认的国际规则，既让本国更快更强，也让各国更加团结，一起向未来。即使有竞争，也应该比一比谁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更好，谁能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从公派留学的精英到自费留学大潮

　　根据美国艾格尼斯斯科特学院（AgnesScottCollege，ASC）前校长布洛克的回忆，《上海公报》签订初期，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还十分有限。

　　她在2月24日的线上对话中表示，她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于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任职时，曾提议让中美两国每次互派10名学生进行交流学习，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大胆”提议。

　　没料到，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却有着更“大胆”的想法。他提出，派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此项提议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支持。

　　随后，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速度之快，令布洛克感到震惊。“此后的短短五年内，两国就达成了包括41所美国大学和100所中国大学在内的合作交流协议。”她提出，截至近期，约4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数千名美国学生和学者在中国学习、研究。

　　从当年的屈指可数，到首批公派留美的5000人，再到现在的近40万人，呈现的是50年80倍的巨变，相当于每年持续近乎翻倍的速度。

　　作为首批被公派到美国留学的5000人之一，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在24日的回顾活动上表示，是《上海公报》的签订让他们这些当时正在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了全新的思路，也为他几年后赴美留学铺就了道路。

　　“从那时开始，我就很注意自主学习。世界局势变化得非常快，所以要尽量把知识学好。”杨卫表示，自己在农村的时间，把中学课程都自学完了，“不止我一人，村里三分之二的知识青年都自学了中学的知识，之后很多也都去上大学了。”

　　1982年，也就是《上海公报》发表后的10年，杨卫顺利获得了美国布朗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在任职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也长期致力于推进中美高校之间的合作。

　　由国家公派出去，再学成归来，是中国人最早留学美国的主要路径。这一时期，留学学科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并兼顾其他，也进行了以研究生为主，到以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博士研究生为主，以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短期进修为主的频繁调整。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学术、科研等各个领域的引领者和重要贡献者。

　　在这个时期，扩大公派的同时，自费留学也已放开。不过，自费留学热一直到1985年我国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乃至1993年自费出国渠道彻底放开后才真正迎来高潮。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高校校园里，就是《中国合伙人》电影里描绘的那种景象。很多男生的宿舍里，都有托福和GRE备考资料。女生的宿舍也是一样。”美国爱思教育董事长刘洪告诉第一财经，他们是受到现实差距刺激的一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外资陆续进入中国，也带回了第一批华人“海归”——他们是跨国公司派到中国的代表。“很多就是我们的同学或同龄人，但在我们本土高校硕士毕业每个月赚91块的时代，他们的年薪已经接近10万美元，差距太大了。”刘洪说，正是这样的出国热潮，给了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和留学中介快速发展的机遇。

　　这批靠自己的努力申请出国的留学生，以出国读研究生为主，也多数是拿到了奖学金的“学霸”。

　　2001年12月加入WTO的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迎来了更大规模的外资，也催生了一波回国浪潮。刘洪表示，第一批“学霸”学成归来后，刺激了更多年轻人赴美留学。也就在2003年，从美国杜克大学MBA毕业的他决定回国创业，投身留美咨询行业。

　　官方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自费留学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突破80%；2010年以来，这个比例保持在92%左右，形成了以公派留学为主导、自费留学为主体的出国留学格局。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美国的经贸联系不断强化，越来越多家庭重视子女的多样化教育，中美教育交流、签证等政策也愈加开放和便利，这让刘洪他们看到了机会——出国读本科甚至更低龄的留学市场快速兴起。于是，他把注意力瞄准了中国富裕家庭，为他们的孩子赴美读本科提供解决方案。

　　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中国公民赴美商务和旅游签证（B类签证）有效期将延长至10年，赴美学生签证（F类签证）将延长至5年。而此前，2005年1月15日开始的签证政策给予中国内地人士的商务、旅游以及学生签证的有效期均只有1年。

　　按照白宫的声明，放宽两国公民入境的签证措施有助于进一步密切美中经贸、投资、商业和人文联系，也有利于提振出口，加强两国经贸联系。

　　这鼓励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成为了美国高校的重要生源。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21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0至2021学年，国际学生总数超过91万人（人），比上年减少了15％，但仍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口的4.6％。在此前的两年里，这一比例稳定在5.5%左右。

　　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学生在2020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41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为440亿美元。

　　根据刘洪的观察，近年来赴美留学的本科生大致可分两类，一类还是以往占主流的学霸，而这种学生占比不到10%，90%以上的学生都是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自费留学。

　　如今的留学跟过去不一样了

　　2020年，疫情在全球蔓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直言不讳地提出：“疫情过后，留学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

　　在他看来，“留学的溢价已经基本没有了”，去美国留学包括留在美国的华人遇到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留学的心态也在发生改变——“国外学校的品牌一定比国内学校的品牌有更高的溢价”，“出国留学后就得拿比国内（毕业）更高的工资”这样的预期值不能有了。

　　疫情之下，大量家长和学生暂时改变了留学的计划，也引发了一大批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倒闭。为中国孩子提供留美服务的刘洪他们也不得不大幅裁员，接受业务量同比骤降九成的现实。再加上“双减”带给教培行业的冲击，刘洪的机构也难免受到影响。还好，凭借相对高端且小众的定位，刘洪他们的业务还在继续。

　　“2022年的申请最近刚结束，我们看到市场是大幅增长的，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同比去年增长了20%～30%，趋势依然很强。而2021年的人数并没有比2019年减少多少。”他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人赴美留学的趋势还会继续向上。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每年发布《门户开放报告》。自2009年达到顶峰（29.6％）以来，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始终保持正增长。

　　根据《2021年门户开放报告》，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2020/2021学年，中国学生人数接近32万人，尽管较上一年下降14.8%，但仍占在美国际生总数的35%左右，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多了近一倍。

　　因为全球疫情，“00后”赵楠在中国苏州的“留美”生活持续了快两年。一直到2个多月前，才终于返回了美国校园，继续完成本科最后一年的学业。

　　他告诉第一财经，自己去美国留学的动力主要是希望能体验那里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毕业后他就将回国工作生活。这也是他留学前就有的计划，疫情和中美关系的波动，并未影响他留美的目的。

　　在2020年7月的全球名校长论坛上，上海纽约大学创校校长俞立中表示，疫情会在近期内影响出国学习，但学生流动、出国留学的趋势不会有大的变化。

　　在“留学”这事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外合作办学以及中国高校的成长也在加快步伐。

　　作为中国第一所中美合办研究型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于2012年合作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正是中美高等教育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交流合作的受益者和践行者。

　　“最近二三十年，中国高校的成长特别迅速，这也建立在两国高等教育不断交流学习的基础上。”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杨卫在任职浙江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推进中美高校之间的合作，曾组织两批高校校长团赴美深入学习，接触先进的教育和管理理念。

　　如今，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努力推动着国家层面的学术研究合作。但根据他的观察，国际合作的论文中，有一半是中国与美国学者间的合作，大多数合作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通过研究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开展，“相信这样的趋势还会不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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